上次不小心听到有人说老蒋是卖国贼.所以搬了这篇文章来, 只是稍微给老蒋不平一下.内容大多是网上的.希望不要被骂~~~~~~~~~~~~
A`自美国胡佛研究院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开放以来，海外及两岸三地的学者闻风而至，俨然成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镇之一，学者们在阅读了这些世所罕见的史料后，更传出“民国史应该重写”、“建立新的中国近代史解释体系”的积极评价.
1912年1月14日，蒋刺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除掉了孙中山最主要的政敌，多年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
当时，陶成章经常在公开或私下场合批评孙，孙无可奈何。陈英士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陶获知消息后躲到医院里装病，结果还是被蒋发现后杀掉，从而做了一件孙中山所不能做、更不能言的大事，因此蒋在日后日记中提到：“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可他定心有所感。”
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炮轰总统府，蒋介石接到孙中山电报后，不顾一切跑到“永丰舰”上相陪，孙说，有介石在，所以我就很放心了。
1924年，孙中山任命蒋为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开始培养嫡系部队。蒋屡次在演讲时称，“我是靠500条枪起家的”，诸多研究者对此一知半解，甚至一些黄埔学生都不知所以。他在日记中写道，当时军校根本没枪，他想办法找到一个开兵工厂的朋友，借了500条枪。那时廖仲恺与蒋几乎每天都在商量如何筹款，有一次实在没有办法，就找汪精卫的太太借钱，然后特别言明利息加倍等等。
图为蒋介石与孙中山在广东
蒋介石早年是国民党左派，他学习俄文，也读了一些马列著作及有关共产主义的书籍。1923年9月，蒋率领孙中山派出的中国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日记显示出他的思想此时发生变化，他看到苏联的优点，也看到苏联的问题，尤其是苏联对中国的野心。到了12月，他说，共产主义虽好，但是不适于今日之中国。但很可惜的是，由于1924年的日记遗失，完全了解该时期蒋思想转变的整个过程已不可能。郭岱君说，蒋还曾怀疑，是中共派人偷走了这本日记。
1926年，国民党右派为了分化广州国民政府中的左派，造谣称汪精卫与苏联串通，要绑架蒋介石到苏联。欧阳葛将此谣言传给蒋介石，后欧阳自认有功，就写了有关中山舰
事件的回忆录，蒋看后不快，将文章放入抽屉。其日记中所记“欧阳葛来访”即证明了确有此事。
到农村去
蒋其实很了解国民党内的问题，他主张国民党官员应该多与农民接触，每人应到农村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到都市来。 他也确实想解决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日记中多次提到“要解决耕者有其地”，主张“二五减租”等，可惜因为日本侵华，最后都未能实现。
提和谈，杀无赦
内地史学界对蒋的对日策略一直多有批评，特别是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清党剿共”及“不抵抗主义”主张，被贴上了“投降派”的标签。此次公开的蒋在抗战时期（1931—1945）的日记，揭示了他有关抗战的真实思想及其复杂性。
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蒋就有“三日亡国”之论，认为中日国力悬殊，一旦开战，中国沿海地区就会陷入日军之手。因此北伐军要刻意避开日军，绕道北上。根据杨天石先生的研究，日军于1928年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对此蒋最早提出对日“不抵抗主义”。
日记同时显示，蒋的民族主义情绪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变得十分强烈，特别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的对日主张发生了重大转变，“中日必有一战”成为其主要观点。纵览其抗战时期的日记，不但“雪耻”二字的出现极为频密，而且对日每每以“倭寇”称之。
蒋氏抗战思想的复杂性在于，由于他认为中日军事财政等实力对比悬殊，虽然战争不可避免，但中国绝无可能短时间取胜，应该一方面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另一方面积聚力量，积极备战，因此，1930年代蒋设法通过多种渠道与日本军方、民间、国会议员、内阁等等各方维持联系，和谈也一直在进行。
“在日记里他一直强调，中国是弱国，根本没有能力抗日，所以只有拖，一直拖延最后决战的时候，好利用这个时间积极备战”，郭岱君说，“另外他期待日本与苏联能够开战，这样能够两面拉锯，减轻中国战场的巨大压力。”
“那些管道传递给蒋的信息是，日本内阁当时有两派，一派认为‘九一八’之后，满洲拿下来就好了，最多再侵占华北一部分；另一派主张继续扩大战场，直至占领中国。甚至有消息说，日本内阁很可能会因为不同的政见而使入侵派下台。”郭岱君表示，这些连绵不断的消息，使蒋介石相信应该稳住阵脚，争取时间，进行抗战的准备和动员。
但中日正式宣战后，蒋开始坚决反对和谈，他在1939年的一份批示中说：“今后如再有人借汪精卫事来谈与日本和谈之问题，以叛国罪论处，杀无赦。”
B`大战期间国民党共牺牲了100员将军级
人物！将近300万的陆军死亡！注意，是死亡，而不算伤亡！有谁敢说国民党不出力！
反观共产党呢？老毛的名言: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一直只打农村等日军兵力薄弱的地方，在敌后游击骚扰，最大也不过是打打一个小县城吧了。他们的对手大都是战斗力低下的用于防守的日本乙种师团，而不是在正面战场上的国军所面对的精锐甲种师团。彭德怀元帅打了一个百团大战居然还受到了处分。
C`抗战期间，中国付出伤亡军民3500万人的惨重代价。从全民族抗战的角度，从超越党派的大历史观出发，每一个士兵都为中国赢得了尊严和荣誉，每一个牺牲者都值得缅怀和敬仰，而不管他们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
由于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扣蒋，张学良成为民族英雄。因此，对“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实行“不抵抗主义”也竭力掩饰，把这段历史说成是，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张学良为蒋介石背了“黑锅”。
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对日本的挑衅采取“避免冲突”的方针，事变发生后采取“诉诸国联”的作法，争取国际的同情和支持，同时准备抵抗。这与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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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差别后来在保卫锦州问题上表现得很清楚。当日军要进攻辽西时，从蒋介石到宋子文、顾维钧，和张学良的部下刘哲等人都主张，东北军要在锦州抵抗。但张学良硬是不听，下令于学忠将东北军从锦州撤回关内。待至“九·一八”事变4个多月后，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时，国民政府采取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蒋介石与张学良在“不抵抗”问题上显然是有区别的。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
对“一·二八”淞沪抗战，过去只承认第十九路军奋起抗日，而诬称蒋介石不予支持，甚至破坏。实际情况是，蒋介石命令张治中率第五军赴沪支援参战，而表面上仍打第十九路军的旗号。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抱定“卧薪尝胆”的态度，在对日忍辱妥协的同时，积极部署为抗日进行准备。而以往只批判他施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进行剿共。其实，即使是“安内”，也不止于剿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还包括了消除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势力的对立，求得其内部的和平团结。蒋介石领导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忽视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7日在庐山谈话会上即表明了抗战决心：和平已到最后关头，战争一旦发生，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卫国守土之责任。随后，国民党中央于8月上旬召开国防会议，作出全国抗战的决策。
D`以往许多著作，都曾把抗日战争描绘成，似乎全国抗战是由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而国民党政府则始终准备妥协投降。后者在抗日战争前不抵抗；抗战开始后则是正面战场不断溃败，抗战态度动摇；武汉失守后则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而反共即是准备投降。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一个弱国抵抗军事强国日本的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政府之所以力求避免发生与日本的战争，或者尽量推迟战争，就是因为，中国的军事作战能力、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上的统一程度等，均不如日本，故力求推迟战争的爆发，使中国尽量多争得一些准备的时间，这是有利于中国的。战争发生后的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在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在“持久战”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与武器装备远优于己的敌军作战，英勇抵抗，不畏牺牲，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牺牲的官兵达320多万。虽然中国正面战场在一些战役的作战指挥上存在弱点，军队内部存在团结协作较差以及纪律松弛和腐败等情况，但总体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节节抵抗，至战略相持阶段积蓄培养力量，准备反攻，同时争取国际援助，“苦撑待变”，实现国际联合对日作战等方针，都是正确的。国民政府坚持抗战到底，最后达到胜利。
抗战初期，在战局十分艰难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提出过“和”的
条件：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是采纳了苏联为中国政府出的主意。过去有一种说法是：你看，国民党政府抗战到底的“底”就是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东北大片领土都放弃不要了。实际上，当时中国军事上没有军事能力收复卢沟桥事变后失陷的大片领土，如果通过和谈能使日本退出它占领的土地，这对中国不是非常有利吗？事实上，日本不可能接受这种
条件。这恰恰证明，国民政府提出这样的
条件对中国是有利的，而对日本是不利的。
国民党政府何尝放弃过东北的领土不想收复呢？日本不知多少次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而国民党政府始终坚持不承认，而且将收复东北领土和甲午战争后割让给日本的台湾，作为抗日战争的奋斗目标。直到开罗会议，这才正式得到了盟国美英的支持和确认。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 ... 5062114333023804800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的蒋介石与毛泽东
E` 2004年，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一书，收录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景忠的论文《有关中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共指导的研讨》。
该论文认为，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反共即投降。这是汪精卫投降日本后，中共开始采取的一种策略。193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即发出指示：“利用反汪运动机会进行反对一切投降派的
活动，并着重指明反共与投降问题的密切联系，证明反共是投降的阴谋，是亲日恐日分子准备投降的一种步骤。”中共中央多次发出反对投降
活动的指示，大力宣传“反共即准备投降”的观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说谁要投降，那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
毛泽东还说：“中国内部的汉奸，公开的汪精卫和暗藏的汪精卫，他们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向后倒退，也更加积极了。他们想使中国大部投降，内部分裂，国内打仗。” “不但汪精卫在演出，更严重的就是还有许多的张精卫、李精卫，他们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也在和汪精卫里应外合地演出，有些演双簧，有些装红白脸。”他明确表示：“不论是公开的汪精卫和（或）暗藏的汪精卫，都应该给以坚决的打击。”
“暗藏的汪精卫”和“张精卫”、“李精卫”指的是谁呢？《毛泽东选集》的注释对此有明确的解释：“当时汪精卫是公开投降的主要头目，蒋介石则是暗藏在抗日阵线内部的投降派的主要头目，也即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暗藏的汪精卫’，或‘张精卫、李精卫’。”
按照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已经投降日本的汪精卫固然是投降派，没有投降日本的蒋介石则是“暗藏的投降派”。照此说来，既然连国民党主流派的代表、国民党总裁蒋介石都是“投降派”，都要“给以坚决的打击”，那么，还怎么可能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国共两党团结，共同抗日呢？
毛泽东当年将反共与投降混为一谈，在理论和逻辑上难以成立。因为反共（国共矛盾）是国内矛盾，投降（对日）是中日国际矛盾。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反共者，确有投降的，如汪精卫；但也有抗战到底的，如蒋介石。怎么能说反共一定就与投降相联系呢？怎么能因蒋介石反共，就咬定他是要准备投降呢？
对国民党来说，抗日与反共两者是可以并存的。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未变，但他坚持抗战。蒋介石一贯坚持反共立场，其统治地位在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中被共产党取代，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坚持抗战。
在中国，无论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叙述抗日战争那段历史时，凡抗日总是受到尊重、赞扬的。因此，国共双方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进行宣传，还是在其后撰述抗战史，都难免有夸大自身抗日战绩的情况。如果几支军队共同抗日作战，你只讲独有自己抗日，不惜贬损抹煞对立一方的抗战功绩，岂不背离事实？
对抗战初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斗情况的宣传和叙述，就出现前后不一的说法。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林彪）在平型关外蔡家峪——小寨一带伏击日军一支辎重部队，打了一个胜仗，消灭了不少日军，缴获颇丰。但这场战斗只是平型关战役中的一次战斗。而当时的宣传和后来不少著作，几乎以这场战斗替代了整个平型关战役的叙述，使一般不了解情况者误以为，平型关战役就只有八路军在那里打仗。关于这次战斗的歼敌人数，把消灭敌军数百人夸大为消灭敌军数千人（原先说是歼灭日军板垣师团三千多人，80年代后许多中共党史军史著作已改为歼敌一千多人，90年代有的著作复又改为500余人、600人）。
事实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参加平型关战役，只是9月25日在平型关外东北山地蔡家峪附近，从关沟到东河南村地段，主要在小寨村山沟的战斗，参加部队是一个师，时间只有9月25日一天。而平型关战役是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署指挥的战役，集结参加此役的有孙楚、杨澄源、傅作义、陈长捷、高桂滋、刘茂恩、朱德等七个军十数个师的部队。如从9月12日大同失守后广灵、灵邱作战算起，至9月底茹越口、铁角岭南失陷，中国军队从平型关地区撤退，则先后有20天左右。仅在最靠近平型关的地区作战，也有10天左右。
国民政府军大批部队担任平型关正面与日军作战，在许多要点与日军反复争夺，给日军重创。在林彪师于蔡家峪附近伏击战前后，第三十三军第八旅（孟宪吉）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激战两昼夜；第一一五师蔡家峪附近伏击战的前一天（9月24日），第十七军（高桂滋）在平型关前与日军搏战，伤亡即达一千多人；第七十一师（郭宗玢）反攻团城口曾与日军激战；第六十一军（陈长捷）为解救第七十一师，攻占鹞子涧，程继贤团几全部牺牲；孟宪吉旅与第六十一军吕瑞英旅在东、西跑池与日军也进行了拼战。最后有第三十四军（杨澄源）第二0三旅（梁鉴堂）的壮烈牺牲。
一些著作中，对第一一五师的团营作战情况都细加叙述，而对其他一些军、师、旅的作战都置于不论。将第一一五师参加的一场平型关外的伏击战斗与整个平型关战役混淆，抹煞其他许多部队的战绩，甚至给人印象，似乎只有八路军积极抗日，其他的国民政府军队不是逃跑，就是溃退。这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过去将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后的山西甚至华北战局，说成是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从此进入主要地位。实际上，太原失陷后一段时间内，八路军的力量仍然有限。即就山西省而言，几年中，晋军阎锡山部，卫立煌指挥的中央军以及其他各部军队还大量存在。直到1941年晋南中条山会战后，恐怕才能说，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代替了国民党政府军在山西作为主要抗战力量的地位。
过去有的著作对中共军队敌后作战中，即使消灭敌军数十人，也用显微镜放大看，称之为著名战斗，而对正面战场数万数十万人参加的一些重要会战、战役却往往一笔带过。
在1943年公布的国共两党抗日战绩的比较文件中，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所处广大地区驻扎的日军总数都算作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的日军总数，于是得出共产党军队抗击了全部侵华日军的58%，而国民党政府军仅抗击了日军的42%。这不符合战争的实际情况。
如果站在中共一党保存和发展力量的角度，甚至连最值得大力宣扬的第一一五师参加的平型关战斗，也要被指责为违反中共中央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方针，因为这次战斗八路军也有相当的牺牲和损失。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对林彪的批判，就出现过这样的观点。这样的观点，是强调要从有利于共产党军队力量的保存和发展来评判是否应打平型关战斗的极致。80年代，有论者就此进行了批驳。
对1940年八路军总部发动和指挥的百团大战，在评价上历来发生较大的争议，也是这方面的例证。1959年中共中央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原八路军副总指挥）后，对百团大战几乎全盘否定。彭德怀冤案平反后，中共党史军史学界对此役的评价仍有争论。虽然多数论者都重新肯定此役积极抗日，予敌重创，但仍然有人坚持说此役过早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发日军对华北敌后根据地的残酷扫荡。这完全是从保存和发展八路军的力量的角度出发作分析。
如果从全民族抗战的立场出发，只要是消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即使作出相当牺牲，不都是值得赞扬值得肯定的吗？如果仅从保存自身力量的立场出发，那么国民党政府军打了那么多大会战、大战役，每战牺牲多少万人，岂不都是应该避免的了？假如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抗日战争？中国全民族抗战还指靠谁来抗战呢？
国共两党都参加了抗日战争，但是两党的抗日目的和奋斗目标并不相同。1949年前，在国内问题上，国共两党的政治立场对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1949年后，这种情况还延续了几十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两党领导层都已经更换了几代。度尽劫波兄弟在，相见一笑泯恩仇。
最近，台湾的国民党领导人和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亲民党领导人，相继访问大陆，在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中，三方都表现出，愿以共同的中华民族立场，展望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复兴。这受到一切爱国的中国人的欢迎。国共敌对状态应当可以从此化解了。
民族的利益应当高于政党的利益。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无论如何，应当完全走出片面狭隘为政治宣传服务的圈子，转入从客观史实出发，还原历史真相，这样才能走向学术正轨，才具有科学性，才会有抗日战争的信史。
一并奉上新加坡联合早报的一篇介绍文章：
京学者呼吁给蒋介石全面客观评价
（联合早报网讯）在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之际，
北京中国社科院学者撰文为蒋介石翻案，肯定他在抗战中的功绩，并呼吁当局给蒋全面客观地评价，以彻底解开国共历史恩怨。这是中国官方智囊机构首次有学者公开正面评价蒋介石的功绩。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抗日战争史研究专家京中近日发表《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历史功绩》一文，首次对蒋是否有抗战决心、国民政府有无投降准备以及反共与投降能否混为一谈等历史争议问题，进行了全面客观的解读，认为过去官方对蒋「假抗日、投降派」的宣传与历史有不少出入。文章披露大量历史事实，证明蒋在抗战中虽然固守防共、反共立场，但坚持抗战的决心与意志一直未曾动摇，而「国军」亦在正面战场上作出巨大的牺牲。
作者认为，蒋是中共革命的对象，因此蒋在中共历史上的描述中，便成了口诛笔伐的主要对象，现代史上的一切罪过，凡是与其沾边的，无一不归罪於他，这对蒋极其不公平。作者建议中共官方应抛开内战思维，以包容宽容的心态还原历史真相，实事求是地评价蒋抗战功绩，以解开国共历史恩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国共两党新的合作。
此前中国大陆虽有不少类似文章，但因两岸对峙局势或归於学术
讨论，最终反响平平。而此次文章作者出自官方的智囊机构，身份敏感，同时又在连战登陆不久刊发，因此文章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有观察家猜测，此文可能是官方授意之作，是当局有意为重评蒋介石而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
中华民族万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