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地名今所在

七星关：今贵州毕节西南七星山上，传诸葛亮祭旗处。
九江郡：治寿春。辖今安徽淮南巢湖以北地区，魏改淮南郡。
下邳：国名（国与郡级别性质一样，国的行政首脑称相）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辖苏皖北部各一部分。
上郡：治所在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
上党郡：治所在壶关，辖晋东南。
上庸郡：汉末始置，治所在上庸，在今湖北竹山西南。
山阳县：今河南焦作东，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即此地。
山阳郡：山东金乡西北。
广陵郡：治所在今扬州西北，当时属于徐州管辖。
小沛：即沛县的别称。
义阳郡：湖北枣阳东南。
子午道：从长安东南的杜陵穿秦岭到汉中的通道，南口在今安康。
天水郡：治所在冀县，今甘肃甘谷东南，东汉时曾叫汉阳郡，魏又改为天水。
五原郡：治所为九原，在今内蒙包头西北，吕布为五原人。
五丈原：在今陕西歧山南，斜谷口西。
太原郡：治所在晋阳，即今太原市西南。
中山：汉时郡、国，治所在卢奴（今河北定县）
长坂：在今湖北当阳东北。
长沙郡：当时治所在临湘，即今湖南临湘。
乌林：孙刘破曹处，今湖北洪湖县东南，长江北岸的乌林矶。
巴东郡：汉末刘璋设，治鱼复，即今四川奉节东。
巴郡：原来的巴郡在刘璋时被一分为三，分巴东、巴西和巴郡，巴西治阆中（今阆中），巴郡治江州（今重庆）
左冯翊：汉时将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称三辅，即把京师附近地区归三个地方官分别管理。左冯翊、右扶风既是官名，也是行政区名。魏改冯翊郡，治所在临晋，今陕西大荔。
右扶风：见上条。魏改扶风郡，治槐里，今陕西兴平东南。
右北平：治平刚，在今辽宁凌源西南。公孙瓒曾领此郡。
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东，天德江北岸，为交州和交址郡治所。
平原：有时称郡有时改国，治所均在今平原县西南。
东平国：治无盐，即今山东东平。
东郡：辖鲁西和豫东北，治濮阳（今河南濮阳西）。
东莞郡：汉末设，治所在今山东沂水东北。
东海郡：治郯（今山东郯城北），陶谦时为徐州治所在郯，后迁到彭城。
北地郡：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
北海郡：有时称国，治营陵，今山东昌乐东南。
卢龙塞：即今河北喜峰口。
代郡：治代县，今河北蔚县西南。
白马：在今河北滑县，当时在黄河南岸，与北岸黎阳津相对。
白帝城：在四川奉节白帝山上，是东汉处公孙述建，他自以为是白帝，故命名。
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汉中东）。
永昌郡：辖今云南大理及哀牢山以西，治不韦，即今云南保山东北。
弘农郡：治弘农县，即旧函谷关地，在今河南灵宝北。辖黄河以南，宜阳以西。
辽东郡：治襄平，即今辽阳。
辽西郡：治阳乐，即今辽宁义县西。
西县：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屯兵处，在今甘肃天水西南。
西河郡：汉时西河郡辖今内蒙伊克昭盟东部及晋西地区。治兹氏，即今汾阳。
扬州：汉扬州包括江苏的江南、安徽的淮河以南及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三国时魏、吴各有扬州，吴扬州治建业，魏扬州治寿春。
夷陵：在今湖北宜昌东南。吴后改西陵，晋又改夷陵。
华容：今湖北潜江西南。
延津：今河南延津，当时在黄河以南。从延津东北至滑县的渡口，也统称延津。
合浦郡：治合浦，在今广西合浦东北。
会稽郡：治三阴，即今绍兴，辖浙江的钱塘江以南和福建。后吴又增设临海、建安等郡，辖地缩小。
交州：东汉交州治番禺，即今广州，辖今两广及越南北部。吴分交州为交州和广州，广州治番禺，交州治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东），交州辖今越南北部和两广的雷州半岛和钦州地区。
齐郡：治临淄（在今山东临淄）。
朱崖郡：孙吴时设置，治徐闻，在今雷州半岛的徐闻县西，称海南岛为朱崖洲。
并州：东汉和魏治晋阳，辖今山西大部以及内蒙、河北各一部。
米仓道：从汉中沿着濂水谷道和巴江谷道到四川巴中的道路。
江夏郡：汉时治安陆（今湖北云梦），辖今河南、湖北各一部，三国时魏吴各有江夏，魏在上旭（今云梦西南），吴在武昌（今鄂城）。
江州：即今重庆嘉陵江北岸。
汜水关：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也就是虎牢关，演义里把一个关两个称呼误以为两个关。
汝南郡：治上蔡，即今上蔡西北。
安定郡：治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北。
祁山：在今甘肃礼县东北。
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古董滩附近。
阳平关：汉阳平关在今陕西勉县白马河与汉水交接处，蜀汉的阳平关在在汉阳平关南，今宁强西北。
阴平郡：曹操时设立，治阴平（今甘肃文县西北），后被蜀汉占有。邓艾灭蜀时经过的阴平道是指从今文县穿越岷山山脉，经过四川平武、江油到成都的道路。
麦城：今湖北当阳东南沮水、漳水之间。
赵国：即邯郸郡，治邯郸。
苍梧郡：治光信（今广西梧州），辖梧州及湖南、广东一部分。
赤壁：一般认为是今湖北蒲沂西北的赤壁山，也有说武汉以南的赤矶山。苏东坡把湖北黄冈的赤鼻矶误作赤壁，又被称为东坡赤壁。
邺：今河北临漳西南。是冀州和魏郡的治所。
吴郡：治吴县（今苏州），辖今苏南浙北，包括杭州在内。
庐江郡：治所在舒城，即今安徽庐江西南。
庐陵郡：孙策时设置，治庐陵（在今江西泰和）。
沛国：治相县，在今安徽，和沛县即小沛是不同的概念。
汶山郡：治汶江，在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北。
陆口：即蒲沂口，蒲矶口，陆水入长江处，鲁肃、吕蒙屯兵处。
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南，魏移到襄武，即今陇西。
陈仓：在今陕西宝鸡市东。
陈国：献帝时改陈郡，治陈县，即今淮阳。
陈留郡：治陈留，在今开封东南陈留城。
昭陵郡：吴开始设置，治昭陵，即今湖南邵阳。晋为避司马昭讳改邵陵郡。
青州：辖今山东东北部和河北的一小部分，治临淄。
青溪：吴在建业城东南开运河，从钟山西南经今市区入秦淮河。
武乡：诸葛亮封武乡侯，在汉中东北。
武昌：原名鄂县，今湖北鄂城，孙权时改。
武威郡：治姑臧，今甘肃武威。
武都郡：治下辨道，在今甘肃成县西。
武陵郡：治临沅（今湖南常德西），辖今鄂西南、湘西及黔桂各一部分。
郁林郡：治布山，在今广西桂平西。辖今广西大部。
芒砀山：在河南永城东北，分芒山和砀山，演义中张飞一度在此落草。
昌邑郡：汉昌邑郡或国、山阳郡是同一概念，治昌邑，在今山东巨野东南。山阳郡和献帝被废后居的山阳县不是一个概念。
昌黎郡：魏始设置，治昌黎，（今辽宁义县）。
金城郡：辖今甘肃兰州以西和青海一部分，治允吾（今甘肃永靖西北），汉的金城县是指今兰州，不在金城郡辖内。
京城：今江苏镇江，209-211年孙权从吴移治此。东晋开始改叫京口。
兖州：辖今山东西南和河北东部，治昌邑。
河内郡：辖今河南的西北部，治怀县，在今河南武陡西南。
河东郡：辖今晋西南地区，治蒲坂，关羽为河东人。
河间郡：有时是国。治乐城，今河北献县东南。
河南郡：治洛阳，东汉时郡的首脑称河南尹。
泸水：今雅砻江下游及金沙江和雅砻江交汇后的一段。
油口：又叫油江口。赤壁战后硫备曾驻军于此，在湖北公安北，是古油水入长江口。
定襄郡：治今内蒙和林格儿西北。
官渡：在今河南中牟东北。
房陵郡：东汉房陵郡，魏改新城郡，治房陵，即今湖北房县。
建业：今南京。
建宁郡：原叫益州郡，刘备时改，治昧县（今云南曲靖）。
建安郡：孙吴时分会稽设置，浙江、福建由此开始分治。治建安，在今福建建瓯。
始兴郡：孙吴分桂阳郡设置，治曲江，在今广东韶关南。
始安郡：孙吴分零陵郡设置，治始安，在今广西桂林。
沓中：姜维屯兵处，在今甘肃舟曲西、岷县南。
城阳郡：治莒县，即今山东莒县。
荆州：辖今湖北、湖南及河南、贵州、两广各一部分。原治汉寿，在今湖南常德，刘表治襄阳，后吴魏各有一部分，吴治江陵，魏治襄阳。
勃海郡：治南皮，今河北南皮东北。辖今天津及河北、山东各一部分。
南阳郡：治宛城。
南郡：治江陵，孙吴曾移治公安。
荥阳郡：曹魏时始设置，讨董卓时尚未有荥阳郡，更无荥阳太守的称呼。

  赵郡：在今河北邯郸一带，治邯郸。
临川郡：孙吴在今江西抚州一带分豫章郡设临川郡，治南城，即今江西南城东南。
临渝：又称渝关，即今山海关。
幽州：辖今河北北部、辽宁大部北京市和海河以北的天津市，治所就在今北京城西南。
信都郡：又称广川国，治信都县，在今河北邢台西南。
济阴郡：治定陶（今定陶西北）
济南郡：治东平陵，即今山东章丘西，晋移历城（今济南）。
泰山郡：治奉高，在今山东泰安东北。
桂阳郡：治彬县，即今湖南彬州，辖今湘南粤北。
常山郡：治真定，即今河北正定。
夏口：汉水入长江处，也称汉口、沔口、鲁口。孙吴在蛇山上筑夏口城。
柴桑：在今九江西南，孙权在赤壁之战前驻柴桑，他的治所仍在吴，只是把柴桑作为临时指挥部。
逍遥津：在今安徽合肥东北。
徐州：治郯城，在今山东，曹魏时移彭城。
胶东郡：有时是国，治即墨，在今山东平度东南。
高阳郡：治高阳，即今河北高阳。西汉初郦食其自称“高阳酒徒”，是高阳乡，在今河南，与高阳郡无关。
益州：辖今四川、陕南、甘肃一小部分，湖北的西北部，云贵大部。本来治雒（今广汉北），刘焉时移绵竹（今德阳东北），再移成都。
益州郡：治滇池，在今云南晋宁东，益州郡和益州是两个概念。蜀汉改为建宁郡。
凉州：辖今宁夏、甘肃及青海、陕西、内蒙各一部分。原治陇县（今甘肃张家川），曹魏移姑臧（今武威）。
琅邪国：治开阳，即今山东诸城，诸葛亮是琅邪人。
梓潼郡：刘备称帝前分广汉郡设梓潼郡，治梓潼，即今四川梓潼。
斜谷道：秦岭太白山发源的褒水向南流入汉水，斜水向北流入渭水，利用这两条河谷开辟的道路叫褒斜道，又叫斜谷道，斜谷的北口在今陕西眉县西南。
清河国：治甘陵，在今山东临清东。
涿郡：治涿县，即今河北涿县。
淮阳郡：治宛丘，即今河南淮阳。
淮南国：治寿春（今安徽寿县），辖今安徽淮河以南部分。
渔阳郡：治渔阳，在今北京密云西南。
涪陵郡：治涪陵（今四川彭水），刘备始设置。
梁国：治雒阳（今河南商丘南）。
博陵郡：治博陵县（今河北蠡县），建安末废。曹魏时又改博陵县为博陆县。
博望：在今河南方城西南。
葭荫：在今四川广元西南，蜀汉改汉寿。
健为郡：治武阳（今四川彭山东），辖今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各一部。
街亭：在今甘肃庄浪东南。
颖川郡：辖今河南中部，治阳翟（今河南禹县）。
鲁郡：治鲁县（今山东曲阜）。
敦煌郡：治敦煌县，在今敦煌西。
渭桥：汉时在长安附近有渭桥，中渭桥在今咸阳东十公里处，东渭桥在灞水入渭水处，西渭桥在今咸阳南。
零陵郡：辖今湘南桂北，治泉陵，即今湖南零陵。当时的零陵县在今广西全州。
蜀郡：治成都，辖地北到松潘，南至宜宾。
雍州：东汉末始设置，曹魏时辖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及宁夏、青海各一部分。
鄱阳郡：汉末孙权设鄱阳郡，治鄱阳县，就在今江西鄱阳。
谯郡：曹操在建安末年分沛国设谯郡，治谯县，即今安徽亳州市。曹操是谯县人。
黎阳津：在今河南浚县东，是古黄河北岸的重要渡口，与南岸白马津相对。
豫章郡：治南昌（即今南昌），原辖境大致同今江西省，后孙吴划分了几个郡，辖地缩小。
冀州：治邺（今河北临漳西南），辖今河北中部、南部和山东、河南各一小部分。
襄平：在今辽宁辽阳。
襄阳郡：治襄阳，即今河南襄阳。

三国时期的武器

铠甲，普通士兵是熟牛皮制成的护住前胸背部的皮甲；高级一点是鱼鳞铠，几千片铁片密密麻麻的，而且是汉代士兵的最好装备，因为铁黑色，所以又叫“玄甲”
　　文学作品中有时也用做铠的代名词。还记得丞相破魏？玄甲数千是极大斩获，而且说明魏出动的是相当精锐的部队而且损失惨重。
　　说甲就不能不说盾，盾在当时更接近防御工事而不是兵器，盾小橹大，都是一东西，一般是木制，出土的漆盾记得两厘米厚。蒙皮铁盾几乎不存在
太重。小盾也有，叫啥“钩镶”之类的，据说是前面带有钩子的小盾，能锁拿敌人兵器，而且本身也有一定攻击力。不过使用要相当技术才可以。环首刀配合钩镶就是长兵器的克星。不过想来这种兵也不容易训练。
　　至于大盾，是先秦时吴地的比较有名，所以也叫“吴科”，屈原楚辞里有句“……操吴戈”有人认为就是“吴科”之误。
　　关于刀剑说，环首刀的环是缠布绑在胳膊上避免掉落的。越长环首刀越难使。出土文物显示孙吴士兵环首刀平均长度是70多CM。而蜀汉是120CM可见两国士兵战斗力和锻冶水平。长刀外还有随身短刀，因为贴大腿挂叫“拍髀”应该算是长匕首吧。
　　戟，三国的重头兵刃，长短都有，规格不同，步兵的一人高，骑兵的越长越厉害，不过也越不容易使。形制简单的戟就是一横一竖如“卜”形。三国出现“雄戟”横上翘，竖加了个弯钩。典韦死前发威使戟“一叉入 十余矛摧”就是用的这种雄戟。
　　另外三国人多以短戟护身，孙权投虎，刘备砸说赵云坏话的，董卓砸吕布，都是它，可见其广泛应用。而且用短戟还是高超的武艺“余少晓持复，自谓无对；俗名双戟为坐铁室，镶楯为蔽木户；后从陈国袁敏学，以单攻复，每为若神，对家不知所出，先曰若逢敏于狭路，直决耳”——《曹丕传》 　　矛槊，和戟长度啥的差不多，就是一木棍插上各种头。最长的矛是东夷传里记载的三丈的矛，估计是用来破骑兵的，骑兵列阵平矛冲锋威不可当，散战戟有利。
　　弓弩，计量单位分斤（0。2228公斤），钧（三十斤），石（120斤 与普通度量衡不同）三级，一般弓用斤，弩用钧，石。一般弩是三十弦一弓，诸葛弩失传，大残念。骑兵也有专用弩，实物已经出土。后汉三国善于弩射的就陈王刘宠一个，左右开弓的象董卓之类的也是猛人。便弓马的就忒多了。最重视造弩的当然是蜀汉连制造人都要刻上名字以追查责任。
　　至于剑当时基本不算兵器了，就是无聊文人装风雅的东西，也就是曹丕、鲁肃有钱有闲的才练。至于练好了好象也是门技术。
　　抛石装置，曹操在官渡之战使用一种抛石车，因抛石时声音很大，所以命名为"霹雳车"。为史书中最早有记载的抛石装置(资治通鉴：袁绍在营
中堆土成山，建立高楼，向曹营射箭…曹操建霹雳车，用巨石
攻高楼，一一摧毁)。其原理是利用杠杆原理抛石来攻击敌方城池或城防设施和人员。南北朝后期发展成一种舰用水上拍竿。隋灭陈的荆门水战中，隋舰在前后左右装有六座巨大的拍竿，高可达五十尺，击沉陈军战舰十余艘，威力惊人。
　　骑兵，三国时代骑兵已大量被使用。北方人习马，曹操娴熟的骑兵部队常成为吴、蜀两国的恶梦。不过三国时并未成熟发展出重骑兵［重骑兵定义：马匹和骑士皆披覆铠甲］，当时虽有少数重骑兵但不多，一直到南北朝时，才被普遍使用。

三国时期的经济

魏国经济

　曹操迎献帝于许昌后，以「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为方针，在许昌附近实行屯田。结果「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因此，曹操设置田官于各州郡内，招募流民屯田，把屯田制加以推广，以改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所做成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境况。正因屯田制之成功，地方变成「农官兵田，鸡犬之声，阡陌相属」正因采取屯田措施，使北方的社会转向稳定，终达至「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蜀国经济

　　蜀自古以来已有天府之国的美名，汉高祖能得天下亦靠此地物质丰厚为根本。
　　但东汉末年，刘焉父子先后担任益州牧，用以宽制宽之政策以治蜀，逐引致豪强垄断土地及山泽资源，因而减低税收。
　　自刘备占领益州后，诸葛亮及法正一改以往弊政，打击豪强，并曾采用闭关息民，务农殖谷。又在都江堰设堰官，管理农田水利工程，并推行屯田，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此外。孔明及法正对治铁、煮盐、织绵等重要手工业，实行公营，并设立专职官员加强管理。以上一连串措施，使国家税收大大增加，奠定了三足鼎立的条件。
　　后来关羽失荆州，刘备讨伐东吴败亡，使蜀国面临崩溃边沿，故孔明在经济方面扩大手工业官营范围，提高蜀绵生产量，以助加快恢复国力之步伐。

　吴国经济

　东汉末年，群雄逐鹿，中原地方连年征战，地方残破，北方人民携家渡江以避难。
　　北方难民不乏富商大贾，他们由北方走难到江南同时，带备了生产技术与文化，为当时贫困的江南带来新血。
　　原本东吴农耕技术十分落后，尚未懂得牛耕。
及后生产技术注入，农业生产技术逐渐提高，人口亦因此渐渐增加，一改以往地广人稀的境况。 　
　　孙氏三代：孙坚、孙策、孙权之统治领地渐大，军队亦因此变得庞大，故此粮草军需耗费成为国家支出其中一大部份，为减轻负担，逐实行屯田制，并设置典农校尉和典农都尉。屯田制有分兵屯及民屯。兵屯下之耕者为佃兵，民屯下之耕者为屯田客。　
　　东吴位于长江流域以下，故亦注意兴修水利，以利用水力资源和作军事防备。

三国时期的州府简介

州
　　汉代监察区名。又称部。东汉全国设十三州，一州所辖郡、国多少不等。每州设刺史或州牧一人，巡察所属郡、国，督察郡、县官吏和地方豪强，纠举不法，弹劾污吏。东汉灵帝中平五年，选朝廷重臣出任州牧。从此，州逐渐变成行政区，州牧也成为常设的一方军政长官。东汉末年，各州或置牧，或置刺史，以资望轻重为转移。
　　司隶州
　　东汉州名。亦称司隶校尉部。东汉时辖郡七，县一百零六。治所，即州行政机构所在地，在洛阳县。洛阳故城址在今河南洛阳东北。司隶州的辖境相当于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及陕西渭河平原。
　　青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十一，县六十五。治所临淄县，故城址在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北。辖境相当于今山东临南以东的北部地区。
　　幽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十一，县九十。治所蓟县，在今北京大兴县西南。辖境相当于今北京市、河北北部、辽宁南部及朝鲜西北部。
　　徐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五，县六十二。治所郯县，在今山东都城县。汉末移治下邳，在今江苏邳县东。三国曹魏移治彭城，即今江苏徐州。辖境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北及山东南部地区。
　　冀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九，县一百。治所邺县，在今河北临漳西南。三国曹魏移治信都县，在今河北冀县。辖地相当于今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
　　荆州
　　东汉州名。辖郡七，县一百一十七。治所汉寿县，在今湖南汉寿县北。汉末移治襄阳县，在今湖北襄樊市。辖境相当于今湖北、湖南大部，及河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一小部分。
　　扬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六，县九十二。治所历阳，在今安徽和县。汉末移治寿春，在今安徽寿县。辖境相当于今安徽淮河和江苏长江以南及江西、浙江、福建三省，湖北东部、河南东南部。
　　兖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八，县八十。治所昌邑县，在今山东金乡西北。辖境相当于今山东西南及河南东部。
　　豫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六，县九十七。治所谯县，在今安徽亳州。辖境相当于今淮河以北伏牛山以东的河南东部，安徽北部。
　　凉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十二，县九十八。治所陇县，在今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三国营魏移治姑臧县，在今甘肃武威县。辖境相当于今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湟水流域，及陕西西部。
　　益州
　　东汉州名。辖郡、国十二，县一百一十八。治所雒县，在今四川广汉。汉末移治成都，在今四川成都。辖境相当于今四川、云南、贵州大部，及陕西、甘肃、湖北的一小部分。
　　并州
　　东汉州名。辖郡九，县九十八。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内蒙古自治区、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
　　交州
　　东汉州名。辖郡七，苍太十六。治所龙编，在今越南河内以北。三国孙吴移治番禺，在今广东广州。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大部分，及越南的一部分地区。
　　雍州
　　东汉州名。东汉兴平元年分凉州和三辅地区置。辖郡九。治所长安，在今陕西西安西北。辖境相当于今陕西中部、甘肃东南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及青海黄河以南的一部分。
　　西州
　　即凉州。因地处中原之西部而称西州。
　　荆襄九郡
　　即荆州。荆州曾以襄阳为治所，故以此相称。东汉初，荆州置七郡，后增置襄阳和章陵二郡。
　　九郡四十二州
　　指荆州。按：当为九郡四十二县。东汉荆州共辖县实为一百一十七。四十二实为南阳、江夏、襄阳三郡所辖县数目。
　　江东八十一州
　　江东六郡实为九十二县。
　　广州
　　州名。东吴所置。辖十郡、国。治所番禺，在今广东广州南。辖境相当于今广东、广西。
　　蔡颇
　　即蔡州、颖川。按：蔡州，本汉代汝南郡地，隋代置蔡州，治所在今河南汝县。二地：处颖水、汝水上游，顺二水可达淮河，抵寿春。
　　陇右
　　指陇山以西地区，即凉州。相当于今陕西陇县西部甘肃一带。

三国时期外族资料

【乌丸】—曹操亲自平定的异族
　　北方的牧民族之一。 属于中国北部（现河北、辽宁一带）的异族，以骑兵为主力。东汉时经常作乱侵略，后来被曹操平定，纳入自己军团下。
　　东汉末年以幽州辽西、辽东属国、右北平等三郡的乌丸族最为强大，他们甚至曾经 一度各自称王。
　　公元一八七年，辽西乌丸首领丘力居与张纯起兵叛乱，丘力居死后，由外甥的蹋顿率三郡的乌丸族，进而与袁绍结盟联手，并获得了单于的封号。
及至二五○年，袁尚与袁熙兄弟逃至蹋顿的领地寻求庇护。为了消灭袁氏余孽，曹操便以张辽为先锋远赴乌丸展开征讨，并且于白狼山大破乌丸，斩杀了蹋顿。
　　此后曹操将降服的乌丸移至内地定居，并做为曹氏军团中骑兵精锐部队运用。

　　【山越】—拥有强大山越兵的山地民族
　　扬州山岳地带的异族。 主要居住于中国南（现湖南、江西、浙江、福建一带）山岳地带的异族。他们平曰耕植于谷地，并懂得以铜铁制作武器与农具。
　　尤其大多分布于丹阳、会稽、预章、鄱阳等郡。山越十分勇猛且善于山地作战，他们也会利用由居住的山中出产的铜铁，加以铸造自给自足，并曾经屡屡袭击汉人居 住的聚落。
　　因此陆逊便向孙权表示若不平定山越，东吴将难以经营北方，于是他亲自率军讨平了山越，他并以强健者为兵士，以老弱者为农，如此共得数万精兵。此后吴国仍然时时征讨山越，以便不断地开发江南。
　　【匈奴】—北方游牧民族之一
　　中国北方（现内蒙古、山西、陕西一带）的异族。其强大势力曾凌驾大汉帝国，分裂为南北二支后就势微了。
　　公元前两世纪，匈奴曾经以压倒西汉国力的武力而自豪，但后来却因为内部纷争而 相继衰微。
　　公元四十八年，匈奴曾经以南北两大分支，南匈奴后来降服于东汉，并被移居至并州、凉州等地，负责防御北方。及至一八八年，趁着东汉末年战乱之际，南奴于扶罗单于与白波贼等寇扰河东与河内，并从此定居于司隶部河东郡的平阳，曰后消灭 西晋的就是其后代。
　　不过在魏国时期，南匈奴还是被剥夺了自治权，隶属于汉人的管辖下。

　　【羌】—隶属于藏系游牧民族之一
　　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现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的异族，或是以游牧为主的藏系民族，曾经多次于东汉末年造反作乱。
　　东汉以后，羌族趁着局势大乱之际大举侵入了凉州领域并定居下来，开始与汉人杂居。当时羌族与当地的豪族联手，或是独力举兵发动叛乱，让东汉政权头痛不已。
　　到了公元一八四年，异族中有位叫做北宫伯玉的人联合了汉人的边章与韩遂，伙同先零羌发起了叛乱。叛乱的领导分子不断更替，最后以马腾父子两人为首。此后羌族更是经常与其联手，共同叛乱。

　　【氐】—隶属藏族，压迫蜀国成都的异族
　　主要分布于中国西部（现甘肃、青海、四川一带）的异族，属于藏系，以勇猛善战 闻名。
　　东汉时代的异族，氐族居住于凉州与益州，风俗虽然与羌族相似，不过较善于农耕。
　　公元二二一年，马超举兵叛乱对抗曹操之际，氐族中的兴国氐与百顷氐等部族， 也加入了马超的行列。
　　三国时代后，由于氐族居住地介于魏蜀两国边界，因此时常被卷入两国之间的战火。到了公元三○四年时，氐族的酋长李雄便趁着西晋内乱之际，发兵攻打成都进而称帝，建立了所谓成汉。李雄并以刘禅的曾孙刘玄为安乐公，继任刘禅的爵位。

　　【南蛮】—武侯亲自平定的云南民族
　　分布于中国西南方（现云南、贵州一带）的异族统称，又叫西南夷。刘备死后，曾对蜀发动叛乱，后被诸葛亮平定。 所谓南蛮也就是指南方的异族，东汉时代则专指荆州南部的异族。
　　其中最大一支的称为武陵蛮，此外尚有长沙蛮与零陵蛮等异族。三国中提到的南蛮则是位于益州，也就是历史所称的西南夷。
　　公元二二三年，刘备死后，益州南部诸郡相继举兵造反，当时越隽的夷王高定也参 加了叛乱的行动。
　　不过诸葛亮远征云南后，西南夷的叛乱事件共非就此平息，公元二三三年，南夷的首领刘隽就曾经再次叛乱。

三国时期宗教资料

《太平经》与太平道
　　《太平青领书》又称《太平经》，在汉顺帝时期出现。原书共有一百七十卷，现今存世的只有五十七卷，见明《正统道藏书.太平部》。另有《太平经钞》十卷，《太平经文序》两卷，《太平经圣君秘旨》七卷。
　　东汉时期黄老道在民间流行，《太平经》是他们在这一时期创造的经书。可能脱胎于西汉成帝时出现的《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它是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是由多位不同时期的作者的文章所汇聚而成的，内容庞杂，「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它的社会思想，既有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部分，也有呼吁公平、反对巧取豪夺、同情贫苦人民的部分。在道术方面较重「守一」。
　　东汉末灵帝时，张角创太平道，奉《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发动黄巾起义，起义失败，太平道受打击。

　　张道陵与五斗米道
　　汉顺帝时，张道陵入四川鹤鸣山，造作符书，创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经张道陵子孙张衡、张鲁的传播，流行於四川与汉中。
　　张鲁雄据汉中二十八年，推行五斗米道，政教合一，以祭酒为理。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同一源流，教理教义基本相同。《太平洞极经》与《太平青领书》实为一经二名。
　　张鲁归顺曹操，五斗米道由巴、汉流传到江南一带。 事奉黄、老，是方仙道、黄老道的传统。
　　汉桓帝祭老子，又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张道陵创五斗米道，已正式奉老子为教祖。张鲁使教内「祭酒」诵习《老子五千文》，《道德经》便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老子想而注》反映了早期道教对《老子五千文》的解释

三国时期绘画艺术

中国绘画艺术在汉代武帝、明帝时期，因帝王的提倡而盛极一时，皇宫收藏绘画作品极其丰富。但是，到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献帝西迁，士兵们大量使用绘有图画的缣帛作行囊帐幕。西迁途中，除使用外，还余七十多车备用，但因遇到大雨冲毁路基，车马行人举步维艰，于是，便将所余尽皆遗弃。这是中国绘画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对于刚刚兴起的中国绘画艺术，无疑是个严重的打击。之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一些士族、王室贵族因苦于战乱而借绘画排遣消极情绪。与此同时，佛教进入中国，并迅速蔓延。因佛教思想与当时中国社会思潮吻合，于是形成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佛教题材的绘画盛行的时代。
　　在三国之前，绘画主要是“设色之工”所从事的职业，属于“百工之苑”，还没有进入艺术殿堂，因而也没有产生较为完整的绘画理论及较为成功的绘画作品。无论是“铸鼎像物”而“使民知神奸”（《左传》语）也好，或者是认为壁画是“明镜所以察形，往古者所以细今”（《孔子家语》语）也好，都充分强调了绘画的社会功能，而没有对其艺术性给予足够重视。到了三国时代（及之后的两晋南北朝），这种鉴戒规劝被残酷的社会现实击得粉碎，人们渴望安定、幸福、祥和的生活，于是，绘画中更多地加入了现实题材的内容，因此，绘画由说教发展到反映现实生活，向艺术化迈进了一大步。如嘉峪关出土的约在公元240——280年的魏晋墓室中，发现了镶嵌了六百多块描绘人物活动场面的砖画，其中人物千姿百态，神情各异。酒泉丁家闸出土的此期墓室中，还画上了一只神情惊异的猫在偷看一个裸体的女子在扫场院。江苏南京等地发掘的墓壁上，无功无禄、不礼不法、非圣非贤、道遥自在的“竹林七贤”占据了原来被神仙灵异、忠臣义士所占据的地下殿堂。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魏晋时期的绘画与思想解放相一致，都在追求人性解放、个性自由，追求自我的社会价值与审美实质。
　　但是，尽管如此，相对于同期的政治、军事、文学人物来说，三国时期专门从事绘画的画家并不多，而且，有不少绘画仍是两汉绘画说教的继续，如曹植的《画赞序》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相传三国时期的绘画主要有：
　　魏《贾逵像》：贾逵，字梁道，曾为豫州刺史，因功而赐爵关内侯。贾逵死后，豫州吏民极为怀念他，便为之刻石像、立祠堂。
　　魏《仓慈画像》：仓慈，字孝仁，曾为敦煌太守，因政绩卓著，死后百姓悲哀，图画其形貌以示纪念。
　　蜀《谯周图》：益州刺史董荣画谯周像于州学，并让从事李通颂之。谯周事见本书文学部分。
　　吴《邵畴画像》：邵畴为会稽太守，郭诞功曹，郭诞因罪被杀，邵畴亦为郭诞而自杀。吴主孙皓极为赞誉邵畴的节义行为，便诏令郡国画其形貌于庙堂，以训诫世人。
　　吴《黄盖画像》：黄盖为孙权大将，赤壁之战，建议孙权用火攻曹营，结果大破曹军。黄盖死后，百姓思念他，便绘其像于祠中，四时祭祀。
　　吴《张温中妹画像》：张温事见本书文学部分。张温姊妹三人都有节行。张温二妹已许嫁丁氏，马上就要结婚了，突然为节义饮药而死，乡人赞其贞节，而图画其像。
　　以上皆为人物绘画，其作画目的十分清楚，是为了礼仪教化。三国时代的画家亦很少，下面据现有史料分而叙之．
　　魏国画家大多为从政之余而作画。
　　曹髦，字彦士，，曹丕孙（254——260年在位）。最初被封为高贵乡公，嘉平六年（254年），司马师废曹芳，立其为帝。因不甘心为司马氏所欺，率兵数百攻司马昭，被杀。
　　曹髦善画人物史实，有《祖二疏图》、《盗跖图》、《黄河流势图》、《新丰鸡犬图》、《放陵子黔娄夫妻图》等传世。
　　杨修，事见本书文学部分。他不仅文思泉涌，绘画亦兼而善之。曾为曹操画扇子，误点成蝇。相传有《西京图》、《严均平像》、《吴季札像》等。
　　徐邈，字景山，燕国蓟人。官拜司空。魏明帝游洛水，见自獭，非常喜欢，但无法得到它们。徐邈说：“獭嗜（鱼责）鱼，乃不避死”。于是便画了许多（鱼责）鱼悬挂于水边。不久，一大群白獭竞相奔来。明帝一时间得到很多白獭，便赞赏道：“卿画何其神也?”徐邈说：“臣未尝执笔，人所作者，自可庶几。”
　　桓范，字元则，沛国人。文学家，曾撰《皇览》，曹爽辅政，为之出谋划策，时号“智囊”。史载以善丹青著称。
　　蜀国画家亦没有以画为业者，史传有画问世亦皆偶而为之。
　　诸葛亮，事见本书人物及文学部分。相传他善于绘画。在为南夷作画时，先画天地曰月、君臣城府，次画神龙及牛马驼羊，又画了部主吏乘马蟠盖，远行安卹。而且画了南夷人牵牛负酒，手拿金银财宝来找蜀吏，蜀吏把这些东西又赐给南夷人。南夷人非常敬重他们。这幅画未留下名字，显然系安抚边疆少数民族，对于各民族共同发展有积极作用。
　　张飞，刘备猛将，传说他喜欢画美人图。而且善于草书。
　　诸葛瞻，字思远，诸葛亮之子，史传他也工于绘画。
　　李意其，刘备谋士。相传刘备欲伐吴，问讯李意其该如何定计，意其要过纸笔，画上兵器、马匹、武器等几十页，然后取火烧之，后又画一个人，挖土埋之。
　　相对于魏、蜀二国，吴国绘画稍有成就，虽然从事绘画者只有吴王赵夫人及曹不兴二人，但却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
　　吴王赵夫人，吴丞相赵远之妹，善于书法绘画，成就颇高。相传，孙权曾经哀叹魏蜀未平，很想使人画出各国山川地形图，赵夫人便将自己所画的江湖九州山岳地形图交给了孙权，而且还在方帛上绣上五岳列国地形图。赵夫人的绘画实开后世山水画之首，在当时影响也很大，彼人们誉为“针绝”。
　　曹不兴，亦名弗兴，吴兴人，善于绘画。传说他为孙权画屏风时，误落笔墨，他便顺手绘之成蝇。孙权以为是蝇子飞到了画上，便举手弹之。可以想象，曹不兴善于写生的艺术，已达到了极为纯熟的程度。孙权赤乌元年（228年）冬十月，孙权游青溪，看到一条赤龙由天而降，凌波而行。因此，便让曹不兴绘其形状。因绘得成功而得到孙权的赞赏，到宋文帝时，还常用这条赤龙求雨。当时大臣谢赫在秘阁中见到了曹不兴所画的龙头，还自认为是真龙降临。可见其画作之妙。曹不兴最擅长的是人物画，他曾把五十尺绢连在一起，画一人像，心明手快，运笔而成。人物头、脸、手、足、胸腹、肩背，无一毫失误。曹不兴是文献记载中知名最早的佛像画家。佛教在东汉时候传入中国，但主要在中原地区，到三国时，由僧人支谦和康僧会先后传人江南。相传康僧会远游至吴，孙权为之建造建初寺，并令之设像行道。曹不兴看到西方佛像，便据以绘之，由此，佛像便盛传天下。这是中国佛像绘画最早的作品，曹不兴也成为我国最早的佛像画家。
　　三国时期的绘画，因政治动荡、社会混乱而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绘画内容在此时亦是由礼教宣传过渡到宗教宣传的时期。画家也由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转移到长江流域。曹不兴之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画家渐渐多了起来。

三国时期书法艺术

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曰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规范化的表现，草书则含有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它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同时，古代“书者，如也”、“书品即人品”等理论在草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狂放不羁者，表现为书法的豪放飘逸，沉稳成熟者则表现为凝重圆润。当然，这并不是说楷书不具备审美效益，楷书自有楷书的妙处。总之，小小毫锋凝聚着万千品性，奇妙异常。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
　　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钟繇晚年经常数曰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曰，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
　　“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
　　“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
　　“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
　　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
　　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其他书法家
　　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受其父影响，在书法上有独到成就，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张怀瓘《书断》赞其“书有父风，稍备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书法上，学习师宜宫的书法艺术，以善八分著称。后来依附刘表，不久归于曹操。曹操非常喜欢其书法作品，认为超过了其师。因此，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
　　曹操不但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亦喜欢书法，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钟繇、梁鹄的关系中看出。现在发现曹操的唯一墨迹为“衮雪”二字，这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到汉中，经过栈道咽喉石门（今陕西褒城）时，看到河中景象所书，字刻于河水礁石上。“衮雪”二字表现了河水汹涌澎湃的流势，河水冲击石块水花四散溅出，水大石众，犹如滚动之雪浪，故云“衮”（滚）雪”。此石现存陕西博物馆，左端书有“魏王”二小字。
　　韦诞，韦诞原官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待中，与卫觊、邯郸淳等皆因善书而有名，魏室宝器铭题等皆韦诞所书。曾师邯郸淳。
　　邯郸淳，善篆书，有名。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邯郸淳的书法成就很大，《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巳不传。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以才学著名。建安中任曹操司空掾属，累迁至尚书。魏时任侍中，与王粲等同掌礼仪制度。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成就较大。死后谥为敬侯。邯郸淳传古文后，卫觊写《尚书》，后来让邯郸淳看，邯郸淳竟没有辨别出来。到魏正始时，邯郸淳的书法消失殆尽，但卫觊仍致力于科斗文的书法创作。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策书十余万言，其中就有敬侯卫觊之书。
　　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避乱于冀州，袁绍征之，辞而不就，隐还乡里。曹操为司空丞相，多次请之，胡昭无奈，只好应命见曹操，但到了之后，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仍恳求归去。曹操不得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胡昭便居于陆浑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颇有德行于世。胡昭在书法上亦取得了较大成就，当时与邯郭淳、卫觊、韦诞并有声名。此外，在书法艺术上较有成就者如刘德升（善行书）、刘胜（钟觊师）、孙子荆、关枇杷、师宜官（梁鹄师）、宋翼（钟觊弟子）、崔璀（蔡邕弟子）以及蔡琰等，可惜事迹多巳无考。
　　晋司马防残碑
　　此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碑额称：“故汉司隶校尉京兆司马君之碑颂。”碑额雕蟠螭文，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头向隋唐碑首过度阶段。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防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是由隶书转向楷书的过度书体，书法峻逸，在陕西地区发现晋碑仅此一石，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三国时期音乐艺术

中国音乐发展到三国时期，已经达到极为纯熟的程度，因传统礼教对音乐的重视，历朝历代都把音乐奉为治国安邦的经典，予以发扬光大。先秦的师旷、汉代的李延年等都对音乐的发展有独到贡献。三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也出现了一些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作品及代表时代特色、标志着当时音乐发展水平的音乐家及其理论。其中，以嵇康、阮籍、蔡琰等为代表，他们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嵇康及古琴曲《广陵散》
　　嵇康除在文学，思想上取得重要成就外，还在音乐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嵇康从小喜欢音乐，并对音乐有特殊的感受能力，有极高的天赋。《晋书·嵇康传》云，嵇康“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这与其思想上的狂放不羁、不受礼法约束有很大关系。
　　嵇康可谓魏晋奇才，精于笛，妙于琴，还善于音律。尤其是他对琴及琴曲的嗜好，为后人留下了种种迷人的传说。据《太平广记》三百十七引《灵鬼志》说：
　　嵇康灯下弹琴，忽有一人长丈余，著黑衣革带，熟视之。乃吹火灭之，曰：“耻与魑髟基光。”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嵇康字）心中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身不幸非理就终，形体残毁，不宜接见君子。然爱君之琴，要当相见，君勿怪恶之。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击其头曰：“闻之奏琴，不觉心开神悟，况若暂生。”邀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辨，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语中散：“相遇虽一遇于今夕，可以远同千载。于此长绝，不能怅然。”
　　嵇康有一张非常名贵的琴，为了这张琴，他卖去了东阳旧业，还向尚书令讨了一块河轮珮玉，截成薄片镶嵌在琴面上作琴徽。琴囊则是用玉帘巾单、缩丝制成，此琴可谓价值连城。有一次，其友山涛乘醉想剖琴，嵇康以生命相威胁，才使此琴兔遭大祸。
　　嵇康创作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取士的条件之一，足见其影响之大、成就之高。
　　面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嵇康是愤然不平。为表示反抗，他经常逃入山林，与竹林七贤相与邀游。袁颜伯《竹林七贤传》云：“嵇叔夜尝采药山泽，遇之于山，冬以被发自覆，夏则编草为裳，弹一弦琴，而五声和。”正因嵇康这种愤世嫉俗的表现，使他在音乐创作与演奏上才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
　　上文提到的《广陵散》是古代一首大型琴曲，它至少在汉代已经出观。其内容向来说法不一，但一般的看法是将它与《聂政刺韩王》琴曲联系起来。《聂政刺韩王》主要是描写战国时代铸剑工匠之子聂政为报杀父之仇，刺死韩王，然后自杀的悲壮故事。关于此，蔡邕《琴操》记述得较为详细。
　　今存《广陵散》曲谱，最早见于明代朱权编印的《神奇秘谱》（1425年），谱中有关于“刺韩”、“冲冠”、“发怒”、“报剑”等内容的分段小标题，所以古来琴曲家即把《广陵散》与《聂政刺韩王》看作是异曲同名。
　　嵇康所弹奏的《广陵散》是这一古代名曲经嵇康加工而成的一首曲子，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正象一首民歌一样，凝聚着历代传颂者的心血。据《世说新语·雅量》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 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
　　正因为嵇康临刑索弹《广陵散》，才使这首古典琴曲名声大振，一定程度上，《广陵散》是因嵇康而“名”起来的。但所谓“于今绝矣”则非指曲子本身而言，它主要反映了嵇康临刑时的愤激之语。事实上，琴曲《广陵散》经《神奇秘谱》保存，一直流传到今天。
　　正因为嵇康有着很深的音乐功底，所以，他临刑前，有三千太学生共同向司马氏要求“请以为师”，但未被允许，使“海内之士，莫不痛之”（《晋书》本传）。因此，嵇康的名字始终与《广陵散》联系在一起。
　　《广陵散》乐谱全曲共有四十五个乐段，分开指、小序、大序、正声、乱声、后序六个部分。正声以前主要是表现对聂政不幸命运的同情；正声之后则表现对聂政壮烈事迹的歌颂与赞扬。正声是乐曲的主体部分，着重表现了聂政从怨恨到愤慨的感情发展过程，深刻地刻划了他不畏强暴、宁死不屈的复仇意志。全曲始终贯穿着两个主题音调的交织、起伏和发展、变化。
　　正声主调多在乐段开始处，突出了它的主导体用。乱声主调则多用于乐段的结束，它使各种变化了的曲调归结到一个共同的音调之中，具有标志段落，统一全曲的作用。
　　《广陵散》的旋律激昂、慷慨，它是我国现存古琴曲中唯一的具有戈矛杀伐战斗气氛的乐曲，直接表达了被压圃贿反抗暴君的斗争精神，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及艺术性。或许嵇康也正是看到了《广陵散》的这种反抗精神与战斗意志，才如此酷爱《广陵散》并对之产生如此深厚的感情。
　　《广陵散》在历史上曾绝响一时，建国后我国著名古琴家管平湖先生根据《神奇秘谱》所载曲调进行了整理、打谱，使这首奇妙绝伦的古琴曲音乐又回到了人间。
　　嵇康除以弹奏《广陵散》闻名外，在音乐理论上也有独到贡献，这就是其《琴赋》与《声无哀乐论》。
　　《琴赋》主要表现了嵇康对琴和音乐的理解，同时也反映了嵇康与儒家传统思想相左的看法。
　　《声无哀乐论》是作者对儒家“音乐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其中闪烁着嵇康对音乐的真知灼见。

　　蔡琰及其《胡笳十八拍》
　　蔡琰字文姬，是东汉末著名文学家、音乐家、书法家蔡邕的女儿。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环境熏陶，“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据《蔡琰别传》载：“文姬，少聪惠秀异，年六岁，邕夜鼓琴，弦绝。琰曰：‘第一弦’，邕故断一弦而问之，琰曰：‘第四弦’……”，可见，她从少年时代起便有很高的音乐天赋。
　　但是蔡琰一生极其悲惨，最初随带罪的父亲辗转流浪，后嫁给卫仲道，不久，丈夫死去，蔡琰又无子归宁。这时，战乱频仍，约在献帝兴平二年（195年），被董卓部下俘虏至南匈奴，嫁给左贤王，留在那里十二年之久，并生育两个儿子。曹操统一北方后，局势相对稳定，便派遣使节用金璧将蔡琰赎回，，然后又嫁给董祀。这种极端痛苦的生活使她饱受人间磨难，她便把自己的这种特殊感受写成了长篇诗作《胡笳十八拍》（此诗学术界就是否蔡琰所作一直存有争议，双方均无充分佐证，故无定论，详情可参考《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但其内容则确为描写蔡琰的生活经历）。
　　根据《胡笳十八拍》而创作的同名琴曲，是我国音乐史上一首杰出的古典名曲。它以十分感人的乐调诉说了蔡琰一生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抒写了主人公对祖国、对故士的深沉思念及骨肉离别的痛苦感情。这首曲子在唐宋两代都很流行，据古琴家查西阜先生统计，琴曲共有39种不同版本，其中，只有明代万历年间（1611年）孙丕显《琴适》的传谱是配词的。
　　《胡笳十八拍》是蔡琰用胡笳十八拍的音调翻入古琴中而创作的具有新颖风格的音乐，实际上，她是把南北风格溶为一体而创作出来的，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南北音乐文化的交汇。“拍”是音乐的段落，十八拍即十八段。下面本文对《胡筋十八拍》的音乐效果予以介绍。
　　第一拍是全曲的引子，概括了作者生逢乱世、沦落异乡的悲惨经历。两个三小节的乐节是全曲的核心音调，全曲的基本曲调均由此衍生而出。第一拍的情绪起伏很大，也为各段音乐奠定了继续发展的基础。第二拍中出现了装饰性的变化音，使情绪的表现相当强烈。直到第十拍，一步步地深化离乡悲情，构成乐曲的第一部分。第十一、十二拍是全曲的转折，尤其是第十二拍是唯一的音调欢快明朗的段落，抒写民族的欢乐，归国的喜悦。音乐从高音开始，节奏较宽广，构成一个舒展的乐句，这段旋律音区较高，表现了异常激动的情绪。
　　第十三拍至第十七拍是乐曲的第二都分，仍以抒发悲情为主，主要表现对稚子的思念。第十八拍是全曲曲尾声，在激情中结束全曲。



　　阮籍及其《酒狂》
　　作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不但在文学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在音乐上也独步当时。
　　受其父阮瑀影响，阮籍是一名弹琴能手，其《咏怀》诗曰：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表现了他在司马氏黑暗统治下坚决不与之合作所产生的苦闷忧伤。
　　作为有个性特征的文学创作，阮籍的诗歌表现得隐晦曲折，“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但作为音乐作品，阮籍则可以以这种足以抒发感情的形式表现内心无限情感。相传他创作的《酒狂》，就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阮籍在司马氏大肆杀戮、排斥异己的黑暗统治下，且恐且忧、且怒且避的真实心态。
　　据朱权《神奇秘谱》解题谓：“是曲也，阮籍所作也。籍叹道之不行，与时不合，故忘世虑于形骸之外，托兴于酗酒以乐，终身之志。其趣也若是，岂真嗜于酒耶，有道存焉。妙在于其中，故不为俗子道，达者得之。”这段话道出了阮籍《酒狂》的真实底蕴。
　　《酒狂》载于《神奇秘谱》（1425年）及《风宣玄品》（1539年）、《重修真传》（1585年）等多种琴谱中。据姚丙炎先生打谱（参考《管乐艺术》1981牢第一期，姚丙炎《七弦琴曲＜酒狂＞打谱经过》），《酒狂》采用三拍子的节奏，这在古琴音乐中是罕见的。
　　这一主题的特点是将调式主音和属音等稳定音作为每拍首尾的支点，中间嵌入大跳音程，从而造成节拍轻重颠倒的效果，刻画出饮酒者醉意朦胧、步履蹒跚的神态。之后，两小节反复的过渡句以强调不稳定的调式音和变节奏为特征，表达了作者内心的绝望与痛苦。全曲通过五个段落的循环变奏，使感情不断深化，将主人公对黑暗现实强烈不满而又找不到出路的矛盾心理，借醉酒者的形象表达得非常充分。乐曲手法简练，形象丰满，思想深刻，这也正是文人高度的文化修养在音乐中的反映。《酒狂》称得上是我国古代音乐中的珍品。
　　阮籍除了音乐作品《酒狂》之外，还有音乐理论著作《乐论》。结台阮籍思想，可以发现，《乐论》具有明显的儒家说教色彩，它反映了阮籍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如他认为：“夫乐者，天地之体，万物之性也。”“律吕协，则阴阳和；音声适，而万物类。男女不易其所，君臣不犯其位，四海同其观，九州一其节。”对于“郑卫之音”阮籍也一概斥之为“妖淫之曲”、“淫乱之声。”这种思想认识当然与司马氏黑暗政治有明显联系，但是，它并非是孤立的。阮籍的思想深处，其实仍然有着不少他表面上所反对的内容。如他儿子阮浑“风气韵度似父，亦欲作达。步兵（阮籍尝为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曰：‘仲容（阮籍侄阮咸字）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这一点，沈约看得很清，他说：“籍之抑浑，盖以浑未识已之所以为达也”（《竹林七贤论》）。阮籍是从另一个角度反抗司马氏的。即，他本来是维护礼教的，但因不满司马氏专权，所以故意表现得放诞怪异，由此可见，他是忍受着内心的极大痛楚来反抗司马氏的。阮籍的这种思想与行为两面性的表现，其实也正是现实社会中实实在在的“人”的表现。

　　其他文人音乐家
　　阮瑀，“建安七子”之一，阮藉父。很擅长音乐，曹操听说了阮瑀的雅名，便征召为官，但阮瑀拒不赴任。后来曹操爱惜其才，接连采取各种方法逼迫他赴任，阮瑀无奈，便逃入山中。曹操仍不放过他，派人烧毁山林，终于找到了他，阮瑀大概也受了感动，便表示愿跟曹操，曹操让他和陈琳一道管记室。但阮瑀内心仍是有些不情愿，于是在曹操大宴宾客之时，阮瑀一语未出，曹操发怒，便将他赶入乐工之列，目的是欲羞辱他，但阮瑀能解音律，善鼓琴，并不感到是羞辱自己，于是他便抚弦而歌，即席唱道：“弈弈天门开，大魏应期运。青盖巡九州，在西东人怨。士为知已死，女为悦者玩。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曲调和谐美妙，曹操十分高兴。
　　阮瑀后来成为曹氏集团的重要文人成员。
　　阮咸，字仲容，“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之侄，叔侄二人时人并称为“大小阮”。山涛认为他“贞索寡欲，深识清浊，万物不能移。若在官人之职必绝于时”（见《晋书》本传），
但晋武帝认为他耽酒浮虚而不为所用。他与阮籍一样放达任诞，狂浪不羁。他曾与姑母家鲜卑婢女私下要好，母亲死时，按礼姑姑要还家，但阮咸要求把婢女留下，这在当时是不为礼教所容的。后来婢女走了，阮咸借驴骑上追赶，终于把婢女追回来了，并生了一个儿子叫阮孚，为世所讥。
　　阮咸妙解音律，善弹琵琶，有一种古代琵琶即以“阮咸”为名。他曾与荀勖讨论音律，荀勖自认为远不及阮咸，便极为嫉恨。阮咸也因此被贬为始平太守。
　　阮咸还有著作《律议》传世，见《世说新语·术解》注。
　　阮瞻，字千里，阮咸之子。性清虚寡欲，自得于怀。读书不甚研求，而默识其要。善弹琴，不论贵贱，只要想来听琴，皆为演奏。确有其先人之遗风。阮瞻仕晋，故此从略。
　　荀勖，字公曾，颍阴（今河南许昌）人。幼聪惠，曾受到钟繇的称赞。及长，博学多才，历任魏大将军曹爽掾，迁中书通事郎。曹爽被诛，不畏牵连之罪前往吊之，后任安阳令，转骠骑从事中郎。魏亡事晋，深得司马昭赏识，任中书监，加侍中，旋进位光禄大夫，领秘书监，官至尚书令。
　　荀勖曾掌管音乐之职，与贾充共定律令。又修律吕行于世。他早年曾在路上听到赵地一个商人牛铃铎极为好听，到掌管音乐的时候，感到音韵未调，认为如果有了赵人的牛铃铎就可以了，于是便让郡国都把铃铎送来，终于找到了原来那种声音的牛铃。
　　谬袭，主要成就在文学，但也通晓音律，曾改汉乐府十二曲为魏鼓吹曲。详参本书文学部分。
　　左延年，黄初中（220——226年），以能创新曲得宠，多改旧曲，后为协律中郎将。他精通音律，善为郑声。详参本书文学部分。
　　杜夔，字公良，以知音律为雅乐郎，中平五年（188年），以疾病去官。后避乱荆州，刘表让他与孟曜为汉帝和雅乐。刘琮投降曹操后，曹操让杜夔为军谋祭酒，参太乐事，并令他创制雅乐。杜夔善钟律，聪敏过人，丝竹八音，无所不能。当时散郎邓静、尹齐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荞晓知先代诸舞，杜夔总统研精，远考各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对于远古音乐的发掘整理，做出了很大贡献。
　　曹丕称帝，杜夔为太乐令、协律都尉。早在曹操时，汉铸铜工柴玉巧有才智，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为当时贵族所喜爱。杜夔让柴玉铸铜钟，但其声音清浊大多不合要求，杜夔让柴玉多次毁掉重铸。柴玉甚为不满，说杜夔是任意而行，拒不照办。于是二人相告于曹操，曹操取来柴玉所铸之钟，按社夔之要求，反复试听，然后认为杜夔正确而柴玉不对，并降罪柴玉等人，令其为养马士。到了曹丕时，曹丕特别喜爱柴玉，他曾让杜夔与左（马真）等于宾客之中吹笙鼓琴，杜夔面露难色，不愿从命，因此曹丕极不高兴。后来因别事牵连杜夔，曹丕让左（马真）、杜夔等人跟柴玉学习。杜夔自认为所演习者为雅乐，而且从曹操到现在，屡有成就，便不满意曹丕的作为。后来曹丕便罢免了他的宫职。
　　杜夔有弟子邵登、张泰、桑馥等人，各官至太乐丞。弟子陈顽官至司律中郎将。左延年等人虽然妙于音律、善于郑声，但对于古代音乐的爱好及成就都不如杜夔。

三国时期玄学的兴起

汉初，黄老道家思想曾盛极一时，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便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但并没有从历史
舞台上消失，它作为一没去流或暗流，始终存在着和演变着。至汉魏之际，随着儒学独尊的地们曰益衰微，道家思想再次成为士人关注的焦点。
　　道学的复兴从汉末就开始了。马融是汉末的经学家，他对道家思想己很重视。把《后汉书.马融传》载，永初初年，马融 当时还困顿，邓骘欲召他为舍人，而马融为名而没应召。事后他又非常后悔，对他的友人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刎其喉，愚夫不为。’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于是应邓骘之召。他和他的弟子郑玄还先后注过《老子》，可见他们对道家思想的热衷。被《隋志》列为法家的
　　崔实，其人生态度明显受到老、庄思想影响。他的《答讥》一文
，就是反对儒家入世思想的。被《隋志》列为杂家的仲长统在其《 昌言》也有明显的老、庄思想。《理乱篇》中认为理乱更迭，乃“天道常然之大数”，正是老、庄的天然自然观。
　　他曾写过一首《见志诗》：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 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 寄愁天上，埋剧终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翱翔太清，纵意容冶。
　　诗中以素朴无华的语言表现了率意任性的人生态度，这正是老、庄之思想。
　　及至曹魏时期，道家思想开始从复兴中的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并逐步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曹魏崛起以后，一批提倡老子道德论的知名学者汇集于曹氏父了麾下，夏侯玄、荀粲、钟会、管辂、裴徽、和刘劭是其中的主要人物。据《三国志.钟会传》记载，钟会“
论议以校练为家”，“及会死后，于会家中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
　　三国之际的老子思想与名法思想关系密切，当时的学者多融会三家学问于一体，故刘劭《人物志》虽以名法思想为主，但他在论述时常　以《道德经》立论，如“自然无为”、“虚下不事”、“卑让胜敌”等思想，均源于《老子》。被钟嵘誉为“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的曹植亦宁可“通大道”而“无愿为世儒”。崇尚道家　思想，已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
　　为何道家思想在三国时期复兴的 诸子学派中独树一帜，被当时的士人学者所推崇呢？
　　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大乱之世转为大治都必须经过一个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过程。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思想，就是这种历史要求在理论上的反映。东汉初，光武“以柔道　治天下”，实际也是一种黄老思想。三国时期虽然没有实现全国性的统一。，也同样需要黄老思想来理顺各种关系，巩固局部地区的统一。
　　黄初四年，曹丕征孙权不克，下《敇还师诏》说：“今天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戊，畜养士民，感使安息。”（《三国志.文帝纪》）
　　黄初五年，曹丕从广陵退军，诏三公说：
　　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穷兵黩武，古有成戒。……今将休息，栖备高山，沉权九渊，割除摈弃，投之画外。（《三国志.王朗传》）
　　在政治思想领域，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筛选，黄老思想也确实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曾经指出，当时的法家、名家、儒家、墨家、杂家、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只有道　家才能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既高于各家，又不遗漏各家的长处。王弼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士人阶层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士人与政权的疏远使他们由忠君忧道开始趋向自我，追求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士人冲破儒家经学的长期禁锢后，需要有一种适合当时状况的思想观念作为支撑。士人的这种现实需求正好与道家思想观念找到了契合点。
　　《中国美学史》对这种契合有过一段解释：“道家思想对人世黑暗和人生痛苦的愤激批判，以及对超越这种黑暗和痛苦的个体自由的追求，刚好符合于亲身经历并体验到儒家思想的虚幻和破灭的门阀世族的心理。虽然门阀世族以血缘为重要结合纽带的庄园经济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儒家思想，但中央集权的专制的汉帝国已不复存在，……因此门阀世族所关注　的就不是由国家所代表的总体利益，而是个体的生存和发展。”从儒家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士人们，面对惨痛的现实，感到人生的无常，他们渴望能抓住或延长这短暂的人生，在这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道家的“任自然”、“养生”、“全身”、“重情”之说正符合了他们的心理，于是为士人所普遍接受。 　　不过，老、庄道家思想的作自然，是重心灵的自由，轻物质的享受，贵心贱身；是对欲念的超越，对人生的超越。它不可能完全满足士人们的现实需要。因为三国魏晋士人的任自然，既重心灵自由，又贵身。于是，老庄思想在新社会条件下被加以改造，作出了新的阐释，汲取了老、庄的其本精神，而注入了现实的新生机。同时人们以道释儒，把儒这思想也纳入道家体系之中。这样，士人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在不断地变化　着，思想的重点已逐渐从对现实问题关注转移到玄远之学上来，并最终形成了以老庄道家思想为基础的玄学思潮。 　　玄学的出现，一方面是老庄思想被重新阐释后，出现在现实生活中新的思想理论升华，另一方面也是新的人生理想、新的行为方式、新的生活方式，与儒家一尊时期形成的旧的思想习惯、社会生活准则之间的矛盾的必然结果。这个矛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玄学正是企图从理论上解决自然与名教的矛盾，在这以后，玄学便为对三国魏晋思想文化、士人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的最重要的哲学思想。

三国文化典籍

三国文化典籍传之今天，大多亡佚，但流传下来也复不少，本节意欲作一全面介绍，但难免有遗珠之憾。除文学类之外，有经学，史学，哲学，政治，兵法，科技，法律，地理，综合等。因囿于所见，罗列部分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弊。介绍中尽量做到客观、科学，言简意赅，达到窥斑知豹之目的。
三国以魏为主，所以吴、蜀二国之典籍别以国名，而魏国则从略。

经学
◆《易传》(《周易注》)王朗注。
王朗，字景兴，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县西南)人。始因通经拜郎中，后迁会稽太守，拜谏议大夫、大理，官至御史大夫、司空，封兰陵侯。博识能文，通晓经学。
◆《周易注》 王弼注。
◆《周易传》 袁准著。
袁准，字孝尼，忠信公正，不耻下问，唯恐人之不胜已。因世事险恶，恬退而不求上进，著书十余万言，记述治世之业。
◆《周易章句》 董遇著，凡十二卷。
董遇，字季直。历注经传，颇传于世。
◆《周易陆氏述》 [吴]陆绩撰，凡十五卷。
◆《周易注》 [吴]姚信注，凡十卷。
◆《周易春秋例》 孙炎著。
◆《周易荀氏注》 荀爽注，凡十一卷。
◆《易注》 刘表注，几十卷(《隋书·经籍志》录刘表《易章句》五卷)。
◆《礼易传》荀爽著。
◆《周易义》向秀撰，凡一卷。
◆《周易注》向秀注，今佚。
◆《周易》 王肃注，凡十卷。
◆《周易注》 [吴]虞翻注，凡丸卷。
◆《周易尽神论》 钟会撰，凡一卷。
◆《周易无互体论》 钟会撰，凡三卷。
◆《尚书王氏注》 王肃注，凡十一卷。今存二卷，有《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尚书正经》 荀爽撰。
◆《尚书驳议》王肃撰，凡五卷。
◆《尚书义问》郑玄、王肃，孔晁撰。凡三卷。
◆《尚书释问》王粲撰，凡四卷。
◆《尚书王氏传问》、《尚书义》范顺问，[吴]刘毅答，各二卷。佚。
◆《诗经解》（《毛诗注》）王肃注，凡二十卷。
◆《诗传》荀爽撰。
◆《毛诗注》孙炎注。
◆《诗传》袁准撰。
◆《毛诗谱》[吴]徐整撰，凡三卷。
◆《毛诗义问》刘桢撰，凡十卷。
◆《毛诗义驳》王肃撰，凡八卷。
◆《毛诗奏事》王肃撰，凡一卷。
◆《毛诗问难》王肃撰，凡二卷，佚。
◆《后定丧服》刘表撰。
◆《丧服要记》[蜀]蒋琬撰，凡一卷。
◆《丧服要记》王肃撰，凡一卷。
◆《丧服经传》王肃撰，凡一卷。
◆《丧服变除图》[吴]射慈著。
◆《三礼图》[吴]薛综撰。
◆《丧服图集》[蜀]谯周撰。
◆《礼传》荀爽撰。
◆《礼仪》王肃注，凡十七卷，今佚。
◆《礼记》 王肃注，凡三十卷，今佚。
◆《周官礼》 王肃撰，凡十二卷，今佚。
◆《明堂仪》 王肃撰，凡三卷，今佚。
◆《礼记注》 孙炎注，凡三十卷。
◆《礼义》 郑小同撰，凡四卷。
◆《乾象历注》 [吴]阚泽注。
◆《周官传》 袁准撰。
◆《周官注》 王朗注。
◆《乐悬》何晏撰。
◆《乐论》 刘邵撰，凡十四篇。
◆《乐论》阮籍撰。
◆《国语公羊谷梁传注》 [吴]唐固注。
◆《春秋古今会盟地图》 [吴]唐固著。
◆《春秋左氏条例》 颍容著，凡五万余言。
◆《谢氏释》 谢该著。建安中，河东人乐详罗列《左传》疑难问题数十条询问谢该，谢该详为解释。
◆《左事问七十二事》 乐详撰。乐详，少好学，听说谢该善《左氏传》，便从南阳步行到许昌，跟随谢该学习。后为太守杜畿文学祭酒，黄初中，征拜博士十余人，学问大多不完备，又不熟悉、通晓，唯乐详五业并授。其中有人疑问不解者，乐详不但毫不愠怒，反而以杖画地，牵譬引类，至于废寝忘食。
◆《春秋传解》 [吴]张昭撰。张昭字子布，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群书。为孙策长史，后封娄侯。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传解》及《论语注》。
◆《汉纪》 荀悦著，凡三十篇。荀悦，字仲季，颍川(令河南禹州市)人。年十二，即能说《春秋》。因家贫无书可读，使四处寻阅，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性沉静，美姿容，尤好著述。灵帝时，不满宦官专权而托疾隐居。献帝好文学，荀悦与从弟荀彧、少府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帝好典籍，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于是便令荀悦依《左氏传》体而作《汉纪》。
◆《春秋经》 [吴]士燮著，凡十一卷。士燮字威彦，少游学京师，从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士燮体气宽厚，谦虚待人。中原乡邑士人前往投靠避难者数以百计，耽玩《春秋》，为之注解。
◆《春秋左氏传》 王肃撰，凡三十卷。
◆《春秋左氏传》 董遇撰，凡三十卷。
◆《春秋左氏传义注》 孙毓注，凡十八卷。
◆《春秋左氏传》王朗撰，凡十二卷。
◆《春秋左氏传音》 嵇康撰，凡三卷。
◆《春秋左氏传音》 曹髦撰，凡三卷。
◆《春秋说要》 糜信撰，凡十卷。
◆《春秋左氏传贾服异同略》 孙毓撰，凡五卷。贾谓贾逵，服云服虔。
◆《春秋谷梁传》 [吴]唐固注，凡十三卷。
◆《春秋谷梁传》 糜信注，凡十二卷。
◆《糜信理何氏汉议》 佚名著，凡二卷。
◆《春秋三传论》 韩益著，凡三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虞翻撰，凡二十一卷。
◆《春秋外传章句》 王肃著，凡二十二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韦昭撰，凡二十二卷。
◆《春秋外传国语》 [吴]唐固注，凡二十一卷。
◆《春秋三传注》 孙炎注。
◆《春秋条例》 荀爽撰。
◆《论语注》 [蜀]谯周注，凡十卷，今佚。
◆《论语注》 [吴]虞翻注。
◆《论语释疑》王弻撰，凡三卷。
◆《论语集解义疏》何晏撰，凡十卷。何晏集汉儒孔安国、包咸、马融、郑玄及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加入自己的观点，撰成《论语集解》，呈奏魏主，盛行于世。
◆《论语释驳》王肃撰，凡三卷。
◆《孔子家语》王肃撰，凡二十一卷。本书杂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礼记》、《大戴书》等书中内容，多系伪造，题名王肃撰。
◆《论语注》王肃注。
◆《论语注疏》何晏注，凡二十卷。
◆《论语注》[吴]张昭注。
◆《孝经解》王肃撰，凡一卷。
◆《孝经解赞》[吴]韦昭撰，凡一卷。
◆《尔雅》孙炎注，凡七卷。
◆《广雅》张揖撰，凡三卷。
◆《辩释名》韦昭撰，凡一卷。
◆《五经然否论》[蜀]谯周撰，今佚。

史学
◆《古史考》[蜀]谯周撰，凡二十五卷。本书搜罗先秦史事，以弥补《史记》只缺者，对于研究先秦史有重要作用，原书久佚，今存为清章宗源辑本。
◆《国语注》[吴]韦昭注。
◆《汉书音义》[吴]韦昭撰。原书已佚，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多有引述。
◆《汉书注》苏林注，今佚。
◆《后汉书》[吴]谢承著，凡一百三十卷。原书久已散佚，今存姚之駰辑本四卷。
◆《后汉记》[吴]薛莹撰，凡一百卷。此书已久佚，今存姚之駰辑本一卷。
◆《三史略》[吴]张温著，凡二十卷。今佚。
◆《吴书》[吴]韦昭等撰，凡五十五卷。
据《三国志》卷五十三载吴右国史华覈上疏曰：“大皇帝（孙权）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始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记录。至少帝时，更差韦曜(即韦昭）、周昭、薛莹、梁广及臣五人，访求往事。共所撰立，备有本末”。
◆《魏官仪》 卫觊撰，今佚。
◆《汉语》 荀爽撰。主要采集汉代成败诸事。作为国之兴亡之鉴戒。
◆《后汉集解音义》 应邵撰，凡二十四卷。
◆《汉记》 荀悦撰，三十卷。书成于建安五年(209年)，仿《左传》体例，简化《汉书》，以年叙事，内容与《汉书》略同而有所删补。
◆《巴蜀耆旧传》 [蜀]郑伯邑等撰。编撰者有郑伯邑、赵彦信、陈申伯、祝元灵、王文表等，皆博学多闻。原书久佚。
◆《魏书》 王沈等撰，凡四七四卷。
魏文帝、明帝时，曾命卫觊、繆袭草创纪传，累载不成。后又命韦诞、应璩、王沈、阮籍、孙该、傅玄等共同修撰。最终王沈独就其业。“其书多为时讳，殊非实录“(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魏略》鱼豢撰。
是书为鱼豢私撰，历叙曹魏史事，“巨细毕载，芜累甚多”(《史通·题目》)。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多有称引，对于了解魏史有不小作用。

政论、哲学、宗教
◆《政论》 刘廙撰，凡五卷。今存八篇，见《群书治要》。
◆《圣证论》 王肃撰，凡十二卷。
◆《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十一卷。是书大都援引伪《孔子家语》等书，托称“取证于圣人之言”，借孔子名义驳斥郑玄，与郑学对立。原书已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一卷，皮锡瑞撰有《圣证论补评》二卷。有《汉魏遗书钞》清刻本等。
◆《万机论》 蒋济撰，凡